蔡康永：哈佛的博士才自卑

这种标准,使得我入学后,发现同班的研究生,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——有念经济系的、有念法律的、有念人类学的。

加州大学这样做的企图很明显——拍电影这件事,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,但你从创设期开始,就必须构思: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,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,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,不至于落为“职业训练班”?

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,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:像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;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;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,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。

我的性格,受困于体制的可能,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。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,我很扎实地受了惠,因为那个体制,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、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。

大学之所以能“大”,大学之所以能“学”,都源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