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普通的普通人

认识她的人，基本不知道她做过的那件事，甚至包括她的大部分亲朋好友。她在任何人面前绝口不提此事，有知情者欲散布，她必一律制止。更多知道那件事的人，则根本不知道她姓什名谁，因此，知道是她做的那件事的人微乎其微。她总是拒绝采访，实在推脱不了，不透露她的姓名是先决条件。
 
至今，我们只知道她出身书香门第，父亲是位画家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前后，27岁的她尚无正式工作，除了跟父亲学画兼做助手，还跟一位老师学钢琴。这种有些隔世的生活状态，大约表明她生活环境的安逸和闲适。由于她的钢琴老师曾与傅雷的儿子傅聪同窗，使她有意无意地关注到敬佩已久的著名翻译家傅雷。她读过傅雷翻译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等不少译著。正是由于这关注，改变了她的命运。
 
1966年9月，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备受凌辱的傅雷夫妇愤然弃世。身背右派、反动权威及其家属的罪名，这对夫妇死后竟不准留骨灰。这个消息，让她的心情沉重而复杂。她又探听到傅雷的两个儿子，此时，一个在英国不能回来，一个在北京被打入“牛棚”，其他亲戚也多受触及无法出面。于是，她决定要出面保护这对夫妇的骨灰，便冒充傅雷的干女儿到了火葬场，用她的真诚说服了工作人员，将傅雷夫妇的骨灰带回家暂时保存，之后又与傅雷的一位亲戚将骨灰安置在公墓中。
 
她不但保存下傅雷夫妇的骨灰，还给周恩来总理去信，向中央反映傅雷夫妇蒙冤之事。信，未出上海，而是落入造反派之手。造反派为此兴师动众，大肆追查，最终查出是她所为，便以“现行反革命”的罪名将她拘押。然而，审讯一通终于未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材料，只得将她释放。不过这件事让她的身份变得不清不楚，给她的生活蒙上了驱不散的阴影。直至1979年，傅雷平反，她才真正摆脱了身上的精神枷锁。后来，傅聪回国，几经周折打听到她的住处，托亲友向她表达谢意，她却平淡地回答：“何必说谢！何足道谢！”她曾对采访者说：“我的心是透明的，容不得半粒沙子”。“我不愿人们知道我的姓名，是我在傅雷这件事上的一贯宗旨。”她是言行一致的，因此，对于她的过去人们知之甚少；对于她的现状，也只知道她年逾古稀，独自居住在上海远郊，生活平淡而平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