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多么孤单

病区的医生总是安慰学生冯飞，等他18岁时，就可以给他蒙着一层白翳的眼球做手术。而现实是，手术迟迟没做，是因为没有眼科医生愿意主刀。

12月1日是艾滋病日，孩子们会去中央电视台录制“世界抗艾滋病日晚会”。一次，他们遇到了参加春晚排练的某位明星，很多孩子是他的粉丝，都雀跃地向他要签名。當得知这群孩子的身份后，经纪人立马拒绝了：“不行不行，我们很忙。”小粉丝们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，有种幻灭感。

晚会播出后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。很多孩子和胡泽涛一样，都是家人瞒着村里，甚至瞒着至亲送到学校里来的。一个孩子的叔叔正好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了他。叔叔去质问爷爷：“咱们娃究竟在哪里读书？”爷爷坚决否认是在红丝带小学。在家里，这个孩子的病只有爷爷知道。

孩子越来越依赖自己的小校园。几乎每个孩子都发现，只有在病区，自己才不会受歧视。

封闭久了，学校会拉点赞助，每年让孩子们出去旅游一次。他们去过海南岛、河南洛阳，还在濮存昕的帮助下去了上海世博会，走绿色通道，一天逛了8个馆。但今年去西安，几家旅行社都不肯接，最终有一家肯接了，却是高价。一路上，大家有说有笑，放音乐就扭，说笑话、唱歌。导游对刘美婷说：“你们的孩子真有才。”

爬骊山，在半山腰的西安事变宣讲厅，吴长芳转了一圈出来，听见工作人员对导游说：“这种情况赶紧让他们下去，别人都害怕呢。”她一赌气，带着孩子们就走了。

而在离病区最近的村庄东里庄，人们的态度却有了改变。在病区建立后的一年多里，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给村民做了几次免费体检；挨家挨户发传单、手册，告知他们艾滋病毒的传播途径。慢慢地，人们也不怕了。还有村民送衣服给孩子。

村庄与病区逐渐有了更密切的联系。医院雇村民来病区为田里锄草、修路。有明星到访，村民也来看。有一年“六一”，村里的200多名学生都来病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联欢。在和病区一墙之隔的地方，新建起了两排养猪场，村民发现，艾滋病人跟自己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

但这只是—个村庄的故事。胡泽涛上次回家是在冬天，知道他病情的人还不多。经过又一轮大规模的电影宣传，暑假回去，命运如何，他不敢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