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人专属的一条生路
政府需求出于统治的必要,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刚需,而藏书对于所谓统治阶级而言,意义和价值并非仅仅在于文化,或者说文化其实也是要为政治诉求服务的。譬如刘邦攻入咸阳,诸将皆争先掠夺金帛财物,而萧何乃先入秦宫,收取秦丞相、御史之律令图籍。这样的行为,直接导致汉立国之后,具知天下要塞乃户口多寡,形势强弱,以及民间疾苦情状。这些信息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,真是怎么估量都不为过。资治的诉求,在太平时代也是搜集典籍的诱因,对相关文献的复制,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诚然,文化的弹性绝对不会局限于讲求实用的官厅文本,文学历史哲学诸门类的发育,作品的流播,在文字当道的时代,自然不会满足于口头的传诵,学问的究治,也必须依托于相关典籍的收藏,汇拢起来,这实在是一个极其强悍的缺口,作为复制副本的唯一途径,由买方卖方共同构成市场化的佣书行业,其兴起真的是必需的。
这个必需的时代被定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而这一时期正是轻薄廉价的纸张广泛流行的时代。虽然造纸术发明之后,纸张并未成为主流的书写载体,简牍和缣帛依然占据书写材料的主体位置,不过东晋的桓玄以政令的形式,宣布纸张对原有书写材料的替代,这种替代尽管披着强制的外衣,但不难想象,桓玄之所以有此政令,必然是民间已经拥有了浓郁的此类风气,方才有此发动,所谓应运而生是也。
作为文化的一个元素,宗教对佣书的推动是不容忽视的。伴随佛教道教的兴盛,佛经的迻译,道籍的制造,出于传播的需要,抄写复制成为重要的途径,于是佣书人中后来分化出专门抄写宗教经文的门类,称为写经生。其实,经文的复制原本是僧侣的分内之事,但当宗教的影响深入民间之后,这种格局就有了变化。譬如佛教信众出于祈福求保佑的期待,尝试以功德主的身份舍财写经,在表达虔诚的同时,将对菩萨呈报的私人愿景机巧地夹带在抄写佛经的题记里面。这是一种极富本土色彩的民间智慧,因为比起凿窟造像建盖寺庙浮屠,写经的成本实在是太过实惠,尤其搔到贫寒信众的痒处,因而不能不引发效仿和攀比,也就不能不蔚为风气。最虔诚的功德自然是亲自抄写,只是会写字的人在当时并不广大,而权势阶层以及商业人士,殷实的经济实力足以令他们规避抄写的辛劳,必然或者只好出资雇人代劳。由于代劳的需求太过充盈,出家人已经不能满足如此炽烈的渴求,佣书人以及穷寒的读书人转而介入写经,写经生于是成为专门职业。前面说过,不是识字乃至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佣书,这一点在写经上尤其如此,鉴于写经的目的在于做功德,或者直截了当说是求佛办事,意在发愿消灾的雇主势必将灵验与否的砝码押在写经生身上,写经的水准被推到一个严苛的地步,相比一般的佣书人,写经生肩负了宗教、道德、技能的诸般压力,一丝不苟甚至战战兢兢便是他们工作的常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