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外婆陈联诗

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为爷爷的丧事送来了花圈和一百块大洋，外婆主持了他的葬礼。墓地是爷爷工作的民生公司在江北的公墓。爷爷的死，对外婆肯定是个打击。她的一生有过两个男人，一个是我的外公廖玉璧，还有一个就是我爷爷——林竹栖（林佩尧）。外公对于她，是一棵参天的大树；爷爷则是她生命中一盏温暖的灯。

我父亲多次说过，如果爷爷能够活到解放，他和外婆一定能够在一起。有了爷爷的抚慰和温暖，外婆的晚年或许不会那么凄苦。

爷爷走得太早了，他才活了四十六岁。那时他在重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任事务课长，同时还肩负着党内的秘密接待工作。知道的人都说，他是累死的。

1948年，华蓥山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打响，四十多天后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。活着的同志退避到了重庆，特务们叫上叛徒和地头蛇，跟踪搜查，沿街抓人，还到监狱里去“指认共匪”。

外婆带家人退到歌乐山上一座废弃的学校里隐蔽下来，一家五口成立了川东临委直属的“家庭支部”，迅速开始了接待、掩护和营救同志们的工作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经这个支部掩护下来的214名参加起义的同志，全部活着迎接了解放。可是，他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组织的营救渣滓洞、白公馆难友的行动，却失败了。1949年的11月27日，渣滓洞、白公馆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除了极少数的同志侥幸脱险，大部分难友被杀害，其中就有我的姑父陈作仪。

从1926年到1948年，外婆参加了华蓥山区的三次武装起义，到全国解放，这个家族里出了八位中共党员，两位革命烈士。

从我出生到外婆去世，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九年。小时候，天天晚上为她“暖背”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外婆身体不大好，有些怕冷，冬天总是带着一顶黑色呢帽。

重庆解放了，此时的外婆在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工作。地下党的干部不受重用，像她这样1928年入党的老同志，也只能担任副职。部长是一位从解放区来的二十八岁的年轻人。外婆与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干部们的最大矛盾，在于为人处世的方式。重庆一解放，各个基层党组织就郑重宣布：从现在起，必须和一切过去的“社会关系”割断联系，一切个人的活动必须在组织范围之内。紧接着，又要求干部“交代与资产阶级、地主阶级、反革命分子、其他政治组织……的关系”。可是，外婆一直都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，她需要在朋友的帮助隐蔽下才能够战斗，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出于对她的敬佩，给过她很多的帮助，现在她正忙于兑现自己的诺言，积极给予报答，帮助这些人解决工作，亦即生存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