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亮:我逼视苦难

如今，这个小男孩就像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里那位童星一样，坐上飞机，参加柏林电影节、香港电影节，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。

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，一旦他们回到家，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。可他相信：“尽管这部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，但让更多人看到他，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，总有些现实意义。”

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，影片拍摄结束后，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，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。

没有人知道，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“新人导演”的40岁男人，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。因为在生活里，他无疑是鲜亮的，“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”。

工作伙伴们还记得，在拍摄《在一起》的四个月时间里，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，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“臭美”，“总穿特别紧的T恤，有点英伦范儿，一天一件新衣服，连颜色都不重样”。

但是，当他扛起摄影机，一切就改变了。在同事们看来，他是“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”，漂亮的衣服“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”。平日里，虽然“很真诚，掏心窝子”，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，就“常态性歇斯底里”。

“你傻啊，这么好的镜头，全被你毁了！”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。

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，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，“做纪录片真的太苦”。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。《在一起》之前，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。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，“可除了这些，还能关注什么？我想不出来”。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“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”的男人相信：“只要是个人，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，都会去关注这些，否则，就是愚昧和懦弱，是对自己不负责任。”

如今，他40岁了，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，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。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，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五根香烟。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：“哟，主流导演来啦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