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敌人辩护

法律的公义并不为民意所左右，这是亚当斯辩词中的精义。愤怒的波士顿市民并没有让他放弃信仰——事实上，他对于民意的狂暴始终保持警惕。此前，看到反对印花税的人们砸毁英国官员的房子并抢劫财产时，他就表达过自己的恐惧。法国大革命爆发后，他作为美国的第一任副总统，坚决反对过火的暴行。

法国发生的暴行让他相信：“在民主政体中无限制地滥用权力，就像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一样暴虐、残忍。”而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砍掉脑袋后，他对一名英国记者说，人类最终会发现，假如大多数人失去控制，他们和不受约束的暴君一样，会变得专制残暴。

在很长时间里，亚当斯并没有太好的名声。有人注意到，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建筑物或纪念碑上，教科书也只是将他一带而过。与独立战争的领袖华盛顿、人民权利的维护者杰斐逊相比，他保守、固执，刻意与激进者保持距离。而这些特质，都体现在他为几名英国士兵所作的辩护中。

他曾带领国家摆脱与英国的战争，第一个将美国政府搬进了白宫，但在晚年回忆起来，他却觉得，只有1770年那场辩护，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“最杰出、最明智、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