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女子出嫁难流行索要高额嫁妆

被迫为女儿筹备实物嫁妆的风气从宋朝初期开始增长。到11世纪中期，事情看起来表现为，嫁女比娶妇要花更多的钱财已成理所当然。比如，范仲淹（989—1052）1050年为义庄制订支出的规则时，划出30贯钱为嫁女时使用，儿子娶妇则为20贯钱。嫁妆的走高不久便达到不得不借债为女儿办嫁妆的程度。苏轼自述他借了200贯钱资助一位女亲戚出嫁。蔡襄（1012—1067）于11世纪50年代任福州（福建）州官时，发布文告指出：“娶妇何，谓欲以传嗣，岂为财也。”代替这种真知灼见的是，人们选新娘时非但无视这个真理，还不问对方的家庭地位，满脑子只盯着嫁妆的厚薄。嫁妆一旦送到新郎家，“己而校奁橐，朝索其一，暮索其二。夫虐其妻，求之不已。若不满意，至有割男女之爱，辄相弃背。习俗日久，不以为怖。”

司马光发现贪图嫁妆的风气在要做公婆的人当中蔓延，其中有些人“今世俗之贪卑者，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，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。至于立契约云‘某物若干，某物若干’，以求售某女者。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。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。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？”司马光确信把婚姻当作买卖对新娘和她的家庭都是坏事。新娘不会因嫁资受到保护；相反，她还会为此陷入险境：

其舅姑既被欺绐，则残虐其妇，以掳其忿。由是爱其女者，务厚资装，以悦其舅姑，殊不知彼贪鄙之人，不可盈厌。资装既竭，则安用汝力哉？于是“质”其女以责货于女氏。货有尽而责无穷。故婚姻之家往往终为仇雠矣。

在司马光看来，嫁妆还会引起品行败坏，“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娶之，彼挟其富贵，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”。司马光因此鼓励“有丈夫之气者”打消用妻财致富或利用妻子的社会关系升迁的念头。

一个世纪以后，对嫁妆的批评仍未减少。袁采（约1140—1195以后）曾指出，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在女儿很小时就为她们的嫁资做出预算，将不得不“……临时鬻田庐，及不恤女子之羞见人也”。袁采还谴责媒人用夸大女方嫁资的办法引起男孩家的兴趣，然后又对女孩子的父母说不必自己出钱办嫁妆。按照嫁妆的多少挑选新娘显然十分普遍，以致一位学者费心地指出边氏（1155—1203）从未这样做过。她既不按嫁妆的厚薄挑选儿媳，也不在儿媳们来到自家后，依嫁妆的多少给她们不同的对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