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时期梁启超为何会发出希望恢复科举制度的感叹?
梁启超原来是科举制度的激烈批判者,后来却发出要恢复科举的感叹,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定性为保守和倒退,这是他对废科举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理性反思。
本文摘自:《中国经营报》2015年11月02日第E2版,作者:谭洪安,原题:《众议科举制兴废》
张献忠
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:
道统是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,也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。清末道统的断裂由废科举直接导致,而道统的断裂,又造成了政统的失序。
科举制度废除,首先斩断了读书与做官之间的纽带,知识群体开始被边缘化了,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。对清朝的统治来说,它造成了两个不好的后果:一是士人阶层分化,很大一部分生员进入军队,不少人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,成为清朝的掘墓人;二是官僚队伍的来源更为复杂化,越来越多军人从政,出现了“军人政治”代替“文人政治”的趋势,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就是“军人政治”造成的。
道统断裂,还使整个社会秩序失去了价值支撑,意识形态陷入真空状态。清末民初,政治成为武力的竞技场,枪杆子支配一切,借此投机发迹的军人集团则迅速占领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要职,政治已完全无秩序可言。传统观点认为,辛亥革命后,民主、共和观念深入人心,但实际上,正如当时人所感慨,“其识国家为何物,共和为何义,立法为何事者,千万之一比例耳”。“深入人心说”即使成立的话,也只是共和的口号深入人心而已。
梁启超原来是科举制度的激烈批判者,后来却发出要恢复科举的感叹,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定性为保守和倒退,这是他对废科举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理性反思。无论是清廷统治者,还是一般的士大夫和读书人,对科举废除所引发的连锁效应都缺乏充分的权衡考虑,没想到它竟然关联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徐辰
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:
我的核心观点是,科举制度能够为中国古代政治提供正当性的根源,在于它是一种治国的知识,而且是一种道德意识很浓厚的知识。科举的意义并不在于考试本身,而在于考试与准备考试期间,天下士子们对于此种知识的反复研习,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共同体。传统的士大夫也明白“科举害道”,却没有谁站出来要求废止科举。而传统经典中的“知识”,皆是老祖宗们的经验(启蒙运动哲学家休谟也说过“古老总是造就正确”),其中蕴含的意义,并不亚于民主政治中的选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