土地上庄稼之外的生长

喇叭
喇叭花又称牵牛花，细细的藤蔓上缀着一个个色彩斑斓的花，宁静而绚丽地编织着田园诗意。而村里的那两只喇叭远没有喇叭花的羞涩恬静，像两只恶狗张着大口吐着长舌安卧在村办公室门前的木杆上，受村 革委会 主任老豁的支使咬人，对地主富农是家常便饭；老豁看谁不顺眼，一句话就可以把谁打成坏分子，喇叭就可以随便对着谁咬。村里胆小的人一听喇叭喊自己的名字，裤裆立马就湿漉漉的。有一次我父亲正捧着碗蹲在门沿上喝稀饭，猛然听到喇叭里喊自己的名字，饭碗即刻从手里掉下摔成了两瓣，所幸的是老豁让我父亲吃完早饭后帮他家垒院墙。为了这只不应该损失的粗瓷碗，母亲心疼地嘟囔了好几天。
从上小学开始，喇叭就走进了我的生活。尽管我五音不全，其貌不扬，可我一直是学校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成员，演节目、挂标语、贴大字报，几乎成了我小学的全部内容。在胸怀祖国的同时，我们还放眼世界，美国佬的炸弹扔在越南国土上，疼在我们心上，吃罢晚饭我们自发组织在街上对着清冷的天空 声援 越南人民。我们当然没资格动用村里的喇叭，那是老豁的专用工具。我们只能用双手在嘴边围成喇叭形状扯着嗓子大喊 美国佬从越南滚出去 。当然，我们在遥远的中国北方偏僻农村的 声援 ，越南人民听不到，美国佬也听不到， 革委会 主任老豁却声声入耳，常常难眠，就隔着院墙骂： 深更半夜的还驴叫，都滚他娘的回去。 于是，美国佬没有滚回去，我们自己先灰溜溜滚了回去。
我与喇叭的缘分一直延续到成年。虽然新闻传播手段都已到了数字化时代，可在乡亲们眼里新闻广播依然等同于喇叭。我到邯郸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不久有一次回老家，谈起工作，二叔就问我： 你也天天在喇叭里喊？ 我说不是，二叔马上就明白了： 对对，你们那儿的喇叭肯定也是支书管着哩。 我哭笑不得。
二叔自作聪明的猜测也许有他自己的道理。不过，后来在乡下采访时我倒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到某个村找支书村长，不用打听，冲着喇叭走就成。喇叭从村办公室移至村干部家，是集体权力个人化的一种表现，还是喇叭寻求权力庇护的出逃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