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亮:我逼视苦难

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，《在一起》之前，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。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，“可除了这些，还能关注什么？我想不出来”。

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，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《在一起》放映结束后，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。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面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，甚至不由得感觉“让我站在那儿半天，挺尴尬的”。

两个月前，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的华语影片。“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，”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，“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。”

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，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，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，灯光缓缓亮起时，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。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：春天里，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，三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。

巨大的电影幕布上，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。云南、黑龙江、上海、四川……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。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，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，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、母婴传播、卖血、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，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。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，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。

看起来，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。这个40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，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，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。有时，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“织条围脖”，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“山花烂漫野长城”的照片。

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。1995年，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，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，认识了一些“主动放弃国家分配，以‘盲流’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”。在那里，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。